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议题备受社会关注。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将养老金融列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核心领域之一。为贯彻此项战略部署,2024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在构建多层次、系统化养老金融制度框架方面迈入了新的战略阶段。伴随我国养老金制度与政策的持续优化,养老金融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我国养老金融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结构性矛盾。我国养老金三支柱体系明显失衡(张宗良和褚福灵,2024),主要依赖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仅覆盖不足10%的就业人口,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则刚起步,难以对一、二支柱形成有效补充,因此老年群体保障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黄宇虹等,2024)。与此同时,我国养老服务金融也面临服务渠道适配性不足、产品适老化滞后及精准供给缺位等问题。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为破解上述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数字金融依托其技术赋能与降本增效特性,有效驱动了养老金融服务的普惠化发展。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分析、线上化运营及智能风控等数字化能力,拓展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降低了运营成本,有效弥补了二者在技术应用层面的系统性短板(沈艳等,2024)。学者们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但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拓宽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渠道,优化居民养老金融资产的配置等问题则研究相对较少。鉴此,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的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及其影响机制,及对拥有不同资本量、身处不同地域居民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对于推动养老金融发展、消除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养老金融发展的结构性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多集中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个体金融资产配置的效应分析,而本文则立足于人口老龄化背景,聚焦于养老金融资产配置领域,在厘清居民养老金融资产范畴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为深化养老金融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基于我国养老金体系“碎片化”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等制度约束,本文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非均衡特征,为消除养老金融领域的结构性差距、推动其整体性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第三,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嵌入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分析框架,探究其在养老金融资产之间的调节作用,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情境下居民跨期决策行为的解释维度,为推进养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技术优势,为破解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难题提供了创新路径。对于线下依赖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破解了金融服务的地理限制。其通过分布式服务架构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借助移动互联技术构建起技术包容性与服务普惠性的双重机制。该机制依托全渠道服务触点网络的搭建,显著降低了居民的金融服务获取成本,提升了服务可及性(刘志峰等,2023)。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易用性与包容性改善了金融服务适老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数字技术可推动金融产品与服务向更具适应性的设计范式转型,通过交互界面优化与操作逻辑简化等针对性改造措施,有效降低老年用户的使用门槛,改善其使用体验。对于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可驱动供给体系向精准化方向演进,依托智能算法与机器学习建模,形成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养老需求的精细化画像,并深度解构居民金融行为,从而为金融机构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提供了精准依据,驱动其研发符合风险收益适配原则的定制化养老金融工具,通过优化供给结构以匹配多元需求,实现供需双侧帕累托改进(吴雨等,2021)。养老金融服务可及性和包容性的增加,能够促使居民扩大养老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产品供给体系的持续优化,可进一步推动居民实现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与风险分散,增强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并提升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优化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丰富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种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有效缩小了数字鸿沟(张勋等,2021),不仅显著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服务深度,还通过降低参与门槛使更多居民接触并参与金融市场活动,从而在持续的金融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其金融素养;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依托大数据分析和互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了金融知识及产品信息的精准推送,这种精准化的信息普及模式显著降低了居民的信息获取成本(尹志超等,2014),有助于深化居民对金融市场结构和产品特征的理解,进而提升其金融素养水平。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利于优化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在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背景下,居民需通过合理的养老金融资产规划以有效应对养老风险。对投资收益率等金融知识的掌握,则能够为居民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使其能更准确地评估全生命周期养老金融需求,并据此制定出更为稳健的跨期资产配置策略(朱文佩和林义,202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居民金融素养进而影响养老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普惠金融可显著提升居民对于金融信息的关注程度。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集群可突破传统的地理约束,拓展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信息的透明度,降低居民获取金融信息的成本(张勋等,2021)。这种变革激发了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促使个体投资者更加主动地关注市场动态、产品信息、金融政策,等等,从而可为养老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奠定重要的信息基础。金融信息关注度的提升有助于居民在养老投资规划过程中展现出更高的理性,确保养老金融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从行为金融的视角来看,持续且深入的金融信息关注可促使居民在制定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策略时,能够更加审慎地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预期收益目标以及投资期限,从而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Zhou等,202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居民对金融信息的关注度进而影响养老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提升居民风险承担水平。尽管传统观点将风险态度界定为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特征,但其具有动态可变性,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因素变化而产生适应性调整(Roszkowski和Davey,2010)。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已深度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的多个领域,居民通过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等高频数字化金融场景,持续接触并适应了数字金融的产品与服务。广泛的数字金融应用可能逐步缓解居民的风险厌恶情绪,从而提升其风险承担意愿(Hong等,2020)。风险态度是金融资产配置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Dohmen等,2011),风险偏好型个体的投资组合通常具有更高的波动率和夏普比率,从而可能实现更高的资产配置效率,且其更倾向于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更强(翟光宇等,202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居民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影响养老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微观层面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县域级数字普惠金融数据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宏观经济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资料。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吴雨等(2021)的做法,选取县域级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除以100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标,并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对于被解释变量,本文基于养老金融资产的概念界定,将养老金融资产划分为养老金金融资产与养老服务金融资产。其中,养老金金融资产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对于养老服务金融资产,本文将定期存款、理财产品、基金与债券这四类持有期较长且具备保值或稳健增值功能的金融资产界定为具有养老储蓄属性的养老服务金融资产(林熙和成欢,2025)。为衡量居民在养老服务金融资产方面的配置状况,本文从两个维度展开测度,一是该类资产在总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二是资产配置的分散程度。养老服务金融资产的分散性测度,借鉴史晓等(2021)的方法。此外,本文将债券、基金、理财产品、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划分为风险金融资产(宗庆庆等,2015),并通过计算其在总金融资产中的占比,衡量居民在养老金融资产配置中的风险管理能力。鉴于保险产品兼具养老储蓄与直接风险保障的双重功能,区别于其他养老金融资产,本文将对其单独分析。养老保险参保情况从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状态及其缴费水平四个方面衡量。最后,为衡量居民养老金融资产的配置广度,本文基于前述界定,选取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定期存款、债券、理财产品和基金作为养老金融资产的主要类别。如果持有某种资产则将该资产赋值为1,否则为0。将全部持有的资产加总后即为所持养老金融资产种类数。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参照以往的研究,纳入了一系列变量。居民层面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层面包括总收入、非金融资产占比和家庭规模,宏观地域层面为省人均GDP。
本文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即对居民的养老金融资产持有种类数量、养老服务金融资产占比和分散程度、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及养老保险参与情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经内生性处理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对金融信息的关注程度以及风险承担水平等路径,促进了养老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拥有不同资本量、处于不同年龄段、位于不同地区的居民,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第四,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可显著优化居民的其他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并提升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在养老金融资产配置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互补效应中呈现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以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双轮驱动破解的数字金融排斥。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服务网络下沉、操作流程简化,提升普惠性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与易用性;联合高校、社区等主体,通过线下讲座、专题研讨等形式,结合数字化平台与融媒体渠道,普及现代金融知识,提供适龄化、简易化的数字操作指导,从而增强居民通过数字渠道管理养老金融资产的能力。第二,通过金融机构的精准施策与监管部门透明监管的合力,优化居民养老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机构应依据风险结构差异设计多样化产品方案,加强风险评估与动态监测,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居民的需求;监管部门则需持续完善与落实专门规范,要求数字金融平台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披露产品收益、风险及期限等关键信息,强化合规管理,提升透明度,助力居民科学配置养老金融资产。第三,构建数据驱动、标准统一、多方协同的智慧养老金融生态。推动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养老金融大数据平台,在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促进市场产品数据与居民生命周期需求信息的合规共享与智能分析;在此基础上,着力制定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统一标准与交互接口,鼓励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及第三方服务机构在此开放架构内进行个性化、智能化的产品创新与服务整合,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养老财务规划与动态管理方案,最终形成一个供需精准匹配、风险实时预警、资源高效配置的智慧养老金融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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