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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方式对资产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6-03-28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会议指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商业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定向再贷款/再贴现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会议指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商业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定向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工具能够优化资产配置,将资产配置于实体经济领域,为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张壹帆和陆岷峰,2025)。这一过程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丰富我国重点产业、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为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关键支撑(王伟等,2025)。因此,针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至关重要,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资金聚焦于实体经济,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然而,目前商业银行的资产仍然较多是在银行同业体系内空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3—2022年间商业银行贷款增速下降较多,而同业资产总额占比却迅猛上升。这表明,商业银行的资金存在较严重的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问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遭到削弱。商业银行资产端的配置主要包括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和证券投资资产三类,占据其资产总额的90%以上。相比于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和证券投资通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较低的信用风险,能提供稳定的收益。这使得商业银行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对同业资产和证券投资更具偏好(项后军和高鹏飞,2023),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的资产难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监管的日益严格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加大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使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降低,这也会增强其对于高流动性且收益稳定的同业资产和证券投资的偏好,阻碍实体经济融资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王垒等,2023)。

  为应对不断增大的资本约束压力,商业银行创新推出多种资本补充工具。根据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质量,可以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分为四种类型:以留存收益为主的内源资本补充、以上市扩股增资为主的外源核心一级资本补充、以永续债发行为主的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和以次级债发行为主的二级资本补充(邓凯骅和李梦祎,2022)。风险吸收理论认为,商业银行通过提高资本水平,能够吸收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预期损失,进而增强其应对风险和主动承担风险的能力。基于此,部分学者认为,商业银行通过增加或补充资本,能够对预期或非预期损失进行吸收,有效应对信贷业务违约带来的损失,减少不良贷款的比例(Cao和Chou,2022),从而会增强其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偏好,激励其增加高风险、高收益的实体资产配置(Berger等,2019),最终推动其增大实体贷款资产的规模(吕思聪,2018)。商业银行的实体贷款又是实体经济资金融通最重要的来源,因而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可能有助于将其资产配置于实体贷款业务,进而助力实体经济资金融通。

  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认为商业银行这四种不同资本补充方式在资本成本、风险吸收能力、补充的时序与配比以及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不同的资本补充工具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和风险承担倾向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进而会影响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策略。鉴此,应深入探究商业银行不同资本补充方式对其资产配置的影响,考察商业银行不同资本补充方式与其资产配置决策的内在联系,以助力商业银行更好地落实中央关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政策导向,为其资产配置定向支持实体经济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除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方式本身的差异之外,其所面临的不同的资本充足率缺口也会影响其资产配置决策。商业银行会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和监管要求设定目标资本充足率,当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目标偏离时,便会出现资本缺口。资本充足率缺口的方向和大小影响着商业银行采取何种资本补充措施,并会对其资产配置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而言,不存在资本充足率缺口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缓冲空间较大,其往往倾向于通过增发股票等方式来补充资本;而存在资本充足率缺口时,商业银行则可能通过调整资产结构来减少资本消耗,尤其是通过减少高风险的贷款资产配置,以在保证资本充足率的同时避免过度依赖资本市场融资。后者不利于商业银行将资产配置于实体经济,从而削弱其资产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

  根据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商业银行在选择资产配置策略时会考虑其进行资本补充的成本、灵活性以及未来的盈利情况。就内源资本补充而言,由于其以留存收益为主,在发生当期,通常具有较高的可得性和较低的直接发行成本,既不需要转增手续和减记条款,也没有额外的融资成本,因此资本补充难度较小且时间上最为灵活;同时,与同业资产相比,贷款资产的盈利水平比较高(Tang等,2021),因此当新增资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用于新增资产投放时,管理层更倾向于将其用于扩大实体贷款配置以获取更高收益。此外,由于内源资本通常比外源融资更易于调配且直接融资成本较低,商业银行可以依靠稳健的内源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性,进而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进一步提升高风险高收益的实体贷款资产配置,并减少盈利能力较弱的同业资产的配置。综上,内源资本补充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其他一级资本及二级资本补充工具而言,其同样具有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发行周期,中小商业银行可据此灵活选择何时进行资本补充,并通过搭配使用不同资本工具来避免资本在单一时点集中到位,降低资本管理的阶段性风险,提高商业银行应对损失的能力与资本缓冲水平。因此,其他一级资本及二级资本补充工具也有助于增加对高收益但期限较不灵活的实体贷款的配置。

  相对而言,以上市定增配股为主要方式的外源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则需要支付承销费、律师费及信息披露等多重费用,导致其补充成本较高,且其发行前需经过监管审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流程长、条件严,往往需要数月乃至一年以上才能完成,导致其资本补充的灵活性差,有较大的资本补充难度(Beccalli等,2018)。就此而言,尽管实体贷款资产的收益较高,但由于风险也更高(张庆君和曹亚威,2025),因而商业银行在获得成本较高、灵活性较差的外源核心一级资本后,一般不会将其用于实体贷款资产配置,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堵塞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此外,扩股增资会增加原有股东的资金,而且一些新股东的引入会削弱原有股东的控制权。尤其在地方政府为该地区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考虑到政府债务和当地经济建设,不愿其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被削弱。因此会介入增资扩股,令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难度进一步增加(梁虎,2020)。商业银行为了节省“珍贵”的核心一级资本,也不会将补充的外源核心一级资本用于实体贷款资产配置,而会用于增加资本占用少、风险较低的同业等资产配置,从而会导致资产在银行同业体系内空转,抑制商业银行资产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本文基于2013—2021 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基于风险吸收理论和资产管理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的四种不同资本补充方式对其资产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内源资本补充、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和二级资本补充,均正向促进资产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外源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则表现出相反的效果。(2)当商业银行不存在资本充足率缺口时,资本补充对资产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正向影响增强;而存在资本充足率缺口时,这种影响则减弱。(3)大型银行资本补充对资产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强,而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对资产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则偏弱。(4)内源资本补充、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和二级资本补充通过提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并改变其业务结构偏好来促进资产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外源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则通过增强金融创新能力并改变其业务结构偏好来抑制这一趋势。

  第一,政府可以从降低补充成本与缩短补充周期两方面完善资本补充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可考虑对商业银行发行的永续债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这不仅可减轻银行利息支付的税负,还能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参与;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CBS工具为合格商业银行发行的永续债提供流动性支持,以有效提升其在二级市场的接受度和流动性;三是为了让中小商业银行也能受益,可阶段性试点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通过特定机制(如注资地方专项支持平台)定向支持其发行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此外,监管机构还可持续优化资本工具发行审批和注册流程,简化上市定增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审批流程,压缩整体发行周期,并逐步拓宽合规长期资金对资本工具的参与渠道与激励方式,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市场的多层次、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系。

  第二,监管部门可以针对外源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监管安排。在审批定向增发、配股或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外源核心一级资本补充行为时,应结合商业银行原有业务结构和资产配置特征,审慎评估其外源资本补充的真实动机与潜在资产配置调整方向。在审批时要求银行在募集说明书与资本规划中明确外源资本的用途和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承诺,包括拟重点投向领域、实施期限与考核指标等,并将该承诺作为审批条件纳入持续监管与事后评估框架。对于外源资本补充后金融资产和同业业务扩张明显、实体贷款投放不足的商业银行,可通过提高相关业务资本计提比例、强化窗口指导等方式加以约束;而对能够有效引导外源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商业银行,则可在过渡期内给予差异化的监管激励,从而引导外源资本更多服务实体经济、抑制资本空转。

  第三,商业银行应通过强化内源资本积累并完善资本规划与治理约束,推动资本补充有效转化为支持实体经济的信贷动能。一是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合理控制分红比例,并联动不良贷款率与资本充足率等预警指标,确保利润留存能够在风险缓冲中发挥稳定作用;二是完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下的前瞻性拨备和实时流动性监测体系,强化对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监测与模拟,并将拨备计提状况和资产质量变化作为流动性风险限额和调整的重要考量因素,以有效控制资本消耗;三是将资本规划与信贷投放目标相衔接,并纳入公司治理和内部激励约束框架,明确资本补充后的阶段性投向安排和责任主体,防止资金偏离实体经济;同时,在绩效和合规考核中引入更具约束力的量化指标,如新增实体贷款占比、贷款审批至放款的平均时长、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以及募集资金用途披露的及时性等,并与资源配置和管理层激励相挂钩。通过上述举措的协同推进,在持续增强商业银行内源资本和运营效能的同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