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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人工智能纠纷最高法正起草相关意见
发布时间:2026-04-25
 4月2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介绍全国法院2025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情况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起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司法层面“亮剑 ” 的同时,伦理规范也在同步出台——4月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从人类福祉、公平公正

  4月2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介绍全国法院2025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情况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起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司法层面“亮剑 ” 的同时,伦理规范也在同步出台——4月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从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隐私保护等维度,构建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标准,为我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这一系列动作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监管部门正通过顶层设计与落地制度架构相结合的方式,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技术迭代快,其权利边界模糊、权属关系复杂的特性,给现有法律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社会层面的——多维风险相互交织,不仅不断挑战着传统的安全边界,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创新与规制、效率与公平、技术主权与人类尊严之间的深层平衡。

  以数据、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为例,人工智能在为金融业带来效率与创新的同时,也伴随着多维度的风险挑战,例如,复杂模型因其“黑箱”特性与可解释性欠缺,带来了算法歧视与责任认定的严峻挑战;AI对海量数据的过度依赖,加剧了个人隐私泄露与数据滥用的风险;监管的滞后性难以适应AI系统的快速迭代,导致在出现问题时责任主体界定不清,问责机制难以有效落实;AI决策权的过度扩张引发伦理争议,并对传统人机关系带来深远冲击。

  陶凯元在4月20日发布会现场介绍一组数据显示,人民法院妥善审理涉AI生成内容、AI模型参数等前沿问题的民事案件,审结涉数据权属和交易等纠纷案件908件,同比增长25.6%。

  这组数据折射出监管层面亟须在数据权益保护与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尽快确立规则,需尽快建设涵盖高中低位阶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技术标准等制度体系,明确数据、知识产权、开源模型等相关权责边界,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工作,尽快做到科技发展到哪里、法治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实际上,面对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权属问题,我国正在加速构建制度治理框架,在推动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促进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

  司法层面,立足国内科技创新加速推进的实际,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施方案(2026—2030年)》明确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加强数据权益司法保护,服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数据权益保护与数据开发利用并重,妥善处理数据纠纷,依法保护数据资源持有者、加工使用者、产品经营者等各类数据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准确界定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全数据权益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等司法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开放共享安全的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二是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案件,促进有益安全公平发展。综合考量自然人输入指令的具体内容、选定和修改的具体过程等因素,判断生成内容是否体现自然人独创性的选择和表达,依法准确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属性。坚持促进发展和规范管理相统筹,稳妥审理大模型训练语料使用及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等新类型案件。探索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属认定等司法规则,依法准确界定人工智能开发者、经营者、使用者等主体的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剑透露,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强化统筹协调,密切关注当前数据权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加快研究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公正高效司法,有力服务和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伦理层面,4月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从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隐私保护等维度,构建了AI治理的审查框架,为我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具体包括如下几个维度:

  第一,在人类福祉方面,人工智能科技活动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研究目标对增进人类福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风险是否受益合理。

  第二,在公平公正方面,训练数据的选择标准,算法、模型、系统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偏见歧视、算法压榨,保障资源分配、机会获取、决策过程的客观性与包容性。

  第三,在可控可信方面,是否能够保障模型、系统的鲁棒性,以应对开放环境、极端情况和干扰性因素;是否能够保障使用者控制、指导和干预模型、系统的基本操作;是否制定持续监测方案、突发状况处理预案。

  第四,在透明可解释方面,是否合理披露算法、模型、系统的用途、运行逻辑、交互方式说明、潜在风险等信息;是否采用有效技术手段提升算法、模型和系统的可解释性。

  第五,在责任可追溯方面,是否具有日志管理等措施清楚记录数据、算法、模型、系统各个环节的充分信息,保障全链路可追踪和管理;科技人员资质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第六,在隐私保护方面,数据的收集、存储、加工、使用等处理活动以及研究开发数据新技术等,是否采取充分措施确保隐私数据得到有效保护。

  总之,从司法到伦理标准,我国正在加速形成人工智能领域治理新体系。这不仅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怎样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更是在通过形成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与标准规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公平性,为确保我国人工智能始终沿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实现人工智能在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确立“以人为本”的智能金融价值取向,并从文化根脉与实操路径两个维度夯实治理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或许可为此提供学理支撑与前瞻性的破题思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优化人工智能应用治理生态,应确立场景化、精细化的治理导向,摒弃“一刀切”的监管模式,针对不同应用领域、具体应用场景实施科学的分级分类管理;着力厘清人机协作新形态下的权责边界,确保在关键决策节点上人类始终掌握最终的价值判断权与控制权,切实防范技术失控可能带来的实质性伤害;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推动算力、模型、数据等核心要素开放共享,从而实现人工智能红利的广泛覆盖与社会公平。

  余晓晖认为,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不仅是技术规则的制定,更是价值秩序的构建。从全球来看,关于算法公平、数据隐私、机器责任的讨论大都深植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为邦本”思想、“厚德载物”精神、“天人合一”理念、“执两用中”方法等,为我们构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伦理框架提供了深厚文化根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是形成中国特色治理范式、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的关键路径。应着力构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文化内核,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形成一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人工智能伦理规则体系,推动研究机构、企业等将文化伦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技术标准与评估工具,并以多种形式前置到产品开发流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尹振涛也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指出,AI技术的应用不应仅追求效率最大化,更应服务于金融的公平性、安全性与社会责任目标。为此,有必要制定行业统一的AI伦理准则与治理手册,明确数据使用边界、用户歧视防控机制以及责任归属原则,确保AI系统运行遵循基本伦理底线。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建立AI伦理风险评估机制,对涉及自动决策、用户分群、信用评分等高敏感场景开展事前伦理审查,防范技术决策可能引发的歧视性后果。同时,应特别关注老年人、残障人士、边缘客户等特殊群体在AI金融服务中的权益保障,防止“算法排斥”将其排除在主流金融服务之外。此外,还应推动“人机协同决策”机制的建立,在风险高、影响大的应用中保留必要的人工干预通道,实现技术效率与人文判断的动态平衡,确保AI应用始终服务于人的价值和社会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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