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舆论对此反应普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是企图制约中国、搅局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种破坏性力量的介入;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是为了平衡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其是作为一种平衡力量所出现的。
200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明确表示,美国“是驻留亚洲的大国——不仅是一个外交或军事大国,而且是一个驻留亚洲的经济大国”。文中明确阐述了美国未来十年的亚太战略:“把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该文也被视为美国重返亚洲的一个声明和宣誓。
第一,权力转移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奥根斯基提出,国家的实力或者挑战现存体系的能力与国家的大小、人口、经济以及政治发展的速度和时机有关。奥根斯基的这一理论被称为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带来旧有大国的衰落,崛起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而霸权国又由于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维持现有秩序,是“满意国家”。这就形成了“满意国家”和“不满意国家”围绕着国际秩序主导权问题的竞争与冲突。因此,美国重返亚太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是必然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为美国辩护的霸权主义理论。
第二,同盟国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国是一个言而有信的自由民主国家,是世界和平民主的保障和中流砥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众多同盟国为了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必然会对美国给予一定的支持,就必须获得这些盟友的鼎力支持,当然,美国也会给这些同盟国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和战略支持。中国周边的邻国现在都对中国感到担心,要求美国回来以平衡中国,这个机会对美国来说是很难得的。比如说ARF,最早是1993年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搞出来的,当时的动因就是想把美国赶出去。觉得美国一直主导东南亚和东北亚,他很反感,就搞了一个本地区的论坛,把美国排除出去。有点讽刺性的是,现在他们对中国担心,集体要求美国回来。
对于以上观点,我个人不是很认同。我认为美国重返亚太,重振本国经济、寻求亚太经济发展机会、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成分是大于对抗和围堵中国的成分的;对美国而言,亚太的首要魅力在于经济。美国前10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有6个来自亚太地区。进入新世纪,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特别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升高,其人口总数、GDP总量均居世界第一。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核心在于发展对华关系,由于其在亚洲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中国所制定的,因此,其战略核心问题就在于是容纳中国还是挤压中国。
因此,我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与中国形成对抗,而应主要从经济方面考虑,由于欧洲近年来受欧债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美国经济的发展也萎靡不振,亚太地区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2011年亚洲地区经济增速达到5.5%,其中新兴经济体2012年的增速将达到7.8%,而中国的增速将会达到8.8%。因此,美国重返亚太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分享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从战略、经济、安全等各方面而言,中国都是最重要的目标国家。就中美关系而言,美依然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奥巴马政府无意围堵中国,中国等亚太国家不断增强的经济活力为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萧条创造了新的机会,美国企业需要增加向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出口,从而增加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
2011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恰当定义与其说是合作伙伴,不如说是“共同发展”。这意味着两国都从本国需要出发,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通过调整两国的关系来尽可能减少冲突。一方无需赞同另一方的全部目标,也不会认为双方利益全都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互补利益。
(本文由观察者网记者朱万龙根据戴长征5月24日在某会议的发言录音进行整理,发表前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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