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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場化:金融體系性變革的核心步驟--理論
发布时间:2026-09-01
 今年7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根據近20年來利率市場化所遵循的“先貸款后存款、先外幣后本幣、先大額后小額、先浮動后放開”的漸進式改革步驟,我們已經完成了改革的倒數第二步,隻剩下存款利率的全面放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接近終點之時,如何認識利率市場化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利率市場化將為銀行業及整個金融體系帶來

  今年7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根據近20年來利率市場化所遵循的“先貸款后存款、先外幣后本幣、先大額后小額、先浮動后放開”的漸進式改革步驟,我們已經完成了改革的倒數第二步,隻剩下存款利率的全面放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接近終點之時,如何認識利率市場化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利率市場化將為銀行業及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相關問題接踵而來。為此,本版今日特刊發兩位專家的文章,或答疑解惑,或交流研討。

  回顧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說每十年構建一個裡程碑。一是1993年的“浮動”,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央銀行按照資金供求狀況及時調整基准利率,並允許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二是2003年的“市場供求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要“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時值2013年,我們在20年間實現了貸款利率從浮動到全面放開的跨越,從改革力度及其影響力看,這不啻為改革30年來“二度價格闖關”,這是因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至少在最近10年間,我們還沒有哪一項改革會牽扯到所有社會經濟主體的利益——國家的宏觀調控、金融機構長期賴以生存的“利差”收益、居民和企業的融資成本均將因此而發生變化,或至少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

  任何重大改革都需要時機。時機由兩種不同的因素決定:一是危機迫使改革﹔二是共識催生改革。兩者的共同點是使改革具有“水到渠成”的特征,但在實際運行中區別甚大,前者往往引發較劇烈的社會經濟變動,革命性一般壓倒技術性﹔后者往往允許改革者在共識的“授權”下進行漸進的、試錯式的實驗安排,技術性一般壓倒破壞性。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商品價格改革具有危機壓迫下的被動性質,則2010年以來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更多地帶有頂層精巧設計的實驗室特征。

  第一,豐裕的流動性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宏觀基礎。稀缺性無疑是決定價格改革成敗的關鍵。假設和現實都已証明:一旦某種商品存在嚴重的供不應求,價格放開就無異於自殺,因為價格飆漲將導致市場泡沫化和崩潰。因此,在短缺經濟時代搞價格改革、在外匯短缺時代搞外匯調劑市場、在資金短缺時代搞融資中心,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相反,隨著商品豐裕放開價格(1993年)、在國際資本向中國流動時實施匯率並軌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1994年)、在經濟軟著陸時期推進地方性金融市場重組(1997年),都顯得時機成熟而順理成章。有理由認為,當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超過100萬億元並且按照即期匯率折算在2009年已超越美國、貨幣增長速度仍在13%以上、整體流動性處於相對豐裕狀態之時,利率市場化造成利率飆升的可能性(或者說是風險)被降低到了可接受的范圍內。

  第二,規模龐大的銀行間市場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結構基礎。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宏觀調控層次上意味著中央銀行將放棄沿用近30年——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工商銀行分家,中央銀行制度建立——存貸款基准利率管制,因此,商業銀行體系自然且必須對一個關鍵性問題做出回答:什麼是基准利率?在1994年前后,隨著中國建立了三大市場(即銀行間債券市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一種新的、替代性的基准利率體系實際上已經構建成形。這就是說,各家銀行在銀行間市場上通過短期資金交易調劑總體流動性並形成各檔次銀行間資金交易價格(shibor),而后銀行再根據客戶資金需求和不同客戶風險在上述基准利率基礎上決定存貸款利率。這一體系並非中國的創新,事實上,世界主要市場經濟體均是銀行間市場根據銀行體系總體流動性來決定大宗資金批發價格、批發價格作為基准價格再決定銀行與客戶間交易價格的金融體系。此時,中央銀行主要通過觀察並給定基准利率目標區間,通過頻繁的公開市場操作向銀行間市場投放或回收流動性。顯然,我們已充分具備了這一市場交易基礎。

  第三,業已存在的影子銀行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微觀基礎。即使國務院或中央銀行不在此時此刻下決心放開貸款利率,事實上的利率市場化已經在進行中,其直接表象是“影子銀行”。恰如1929年大危機后美國實施Q條例對利率實施管制,促使戰后出現短期存款資金“脫媒”和貨幣市場基金的崛起,直至1980年《存款機構放鬆管制的貨幣控制法》和1982年《加恩—聖杰曼存款機構法》的頒布,最終在50年后取消了利率管制。故,無論國內外,利率管制勢必導致繞過管制的金融創新。在中國,約30萬億的影子銀行產品本身就是自發的利率市場化產物——無論投資者回報還是籌資者的成本,似乎都不受基准利率和浮動區間的制約。既然尾大不掉,不如因勢利導,這就是利率市場化在此時推出的微觀基礎。

  既然改革的時機成熟了,利率市場化是否就會形成預想中的效果——即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確定資金價格,並由此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事實遠非如此簡單,這是因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有兩大基礎性假定:第一,資金的買賣雙方具有議價的對等性﹔第二,資金的買賣雙方具有議價的原動力。簡言之,利率作為一種價格要發揮作用,取決於交易雙方對價格的敏感性。因此,中國的利率市場化能否成功,決策者還必須思考以下問題:

  一是商業原則扭曲。根據人民銀行的表述,“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后,金融機構與客戶協商定價的空間將進一步擴大,有利於促進金融機構採取差異化的定價策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有利於金融機構不斷提高自主定價能力,轉變經營模式,提升服務水平,加大對企業、居民的金融支持力度﹔有利於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更好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這是改革的預期目標,但現實中上述商業原則存在著扭曲——由誰定價、誰與誰談判?事實上,銀行與客戶的關系並不對等。一方面,對於大型壟斷性企業,為了追求存款和一系列中間業務(如代發工資、支付清算、外匯交易)收入,銀行一般會在貸款利率上讓步﹔另一方面,對於小微型企業和個人,銀行則一般會在貸款基准利率基礎上上浮。因此,我們必須直面商業原則在金融資源配置結構上的負面作用——即銀行的客戶結構、貸款結構進一步集中而非分散化。

  二是信用風險。早在1984年,Stiglitz與Weiss就已提出了“信貸配給”理論,並在此后歷次出版的《貨幣經濟學手冊》中都將其作為一個非常突兀的章節吸納其中。這一理論對利率市場化過於理想化的后果給予了提醒:定價不是萬能的,有的時候,銀行根據客戶風險實施差異化定價策略,會導致一群隻希望拿到錢而不准備還錢的人進入信貸市場,這將惡化銀行的資產質量。這促使我們思考如下兩個問題:第一,銀行自身是否具有利率敏感性?或許它們更在乎抵押品而非項目自身的現金流﹔第二,客戶是否具有利率敏感性?或許他們隻希望獲得融資,至於后續如何還本付息,隻要能借新還舊即可。筆者粗略估計,當前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約15.4萬億元的各類金融產品負債余額、房地產信托、基建類信貸恰恰與差異化定價策略所預期的效果相左。因此,利率市場化並非萬能藥方。

  三是成本加成定價現象。商業銀行的定價策略是一個技術問題。我們往往假設在銀行存貸款市場上,銀行與客戶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即期交易關系,但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定價遠非如小商品市場上買雙鞋子那麼簡單——一次性討價還價,交割完成后可以永不再打交道。真實的情況是,利率市場化與其說把定價權從中央銀行交給金融市場上的買賣雙方,不如說從中央銀行讓渡給金融機構。於是,金融機構的定價會參照兩階段原則進行:一是銀行間市場基准利率決定了貸款成本,即如果自身缺乏放貸資金,可以按照基准利率向同業拆借或向中央銀行再貼現﹔二是在基准利率之上,參照同行同檔次利率根據自身營運成本決定貸款利率。之所以銀行會如此定價,關鍵在於客戶轉換成本較高——他不可能像換一雙鞋子那樣更換銀行。因此,銀行到底如何定價,甚至是否會形成卡特爾式的價格聯盟,且這種聯盟是否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相抵觸,將是未來非常有趣的經濟現象。

  盡管利率市場化可能存在運行中的種種問題,但走出這一步是大勢所趨。並且這一改革絕不可能孤軍突進,勢必引起一系列的金融體系性變革。

  一是貨幣政策框架變革。通俗地講,所謂變革,是把顛倒的東西再顛倒回來。在實施利率市場化之前,我們的整體貨幣政策框架存在被顛倒的現象,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是貨幣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商業銀行先定年度信貸計劃,再根據自身流動性到市場上拆出或拆入,即,先決定做多少飯,再觀察需要多少米。利率市場化使得中央銀行主要在銀行間市場上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節流動性,反過來,各家銀行根據流動性狀況決定信貸價格和額度。此外,中央銀行很可能需要考慮結構性貨幣政策框架設計,即商業銀行在某一時段根據某種利益誘導會集中信貸資金於某個方向,因而形成結構性失衡。因此,如何引導信貸資金向小微企業和“三農”投放仍然是貨幣政策應該考慮的問題。

  二是金融穩定架構塑造。自主定價勢必引起相應的損益,特別是中小銀行定價能力欠缺或信貸過度集中都可能引發流動性危機和信用危機。第一,在長期還是需要設立存款保險機制(無論是存款保險公司還是存款保險基金),在金融機構出現市場退出時可以確保存款人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第二,在短期必須建立貸款保險機制,可以考慮由保險公司向金融機構提供此類保險,針對某一特定貸款損失提供面向金融機構的補償。第三,在中期推行資產証券化的普及。資產証券化有助於銀行獲得流動性,並根據資產轉讓價格決定后續同類貸款定價。

  三是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關鍵性基礎設施包括兩項:第一,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銀行業隻有在明確了解借款人各類信息的基礎上才可能實施風險定價,這就需要組合借款人的商業行為、納稅和履約信息,組建一個全局性信用體系。第二,與時俱進的法律體系。隨著貸款利率上下限的取消,影子銀行和高利率金融產品非但不會消失反而會層出不窮,於是什麼是高利貸、何種定價和籌資行為受法律保護,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可預見的社會爭論焦點。(作者系廣東金融學院院長)